從收藏到守望-震旦博物館的使命與實踐

在全球經濟發展的浪潮中，成功企業家同時身兼知名收藏家的例子並不少見，其中不乏收藏之豐富、藏品之珍貴者。然而，能夠以個人名義投資創辦博物館的藏家，卻是鳳毛麟角。從收藏家到博物館創辦人，這其中究竟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？又是在何種契機下實現了這一轉變？是值得探討的議題。

震旦博物館的發展軌跡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：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的嘗試、台北震旦藝術博物館的運營積累、上海震旦藝術博物館的設立檢驗，以及最終上海震旦博物館的發展與探索。

1995年，財團法人震旦文教基金會在台北成立，這為日後的博物館事業埋下了重要伏筆。基金會與博物館有著天然的親緣關係。二者同為非營利屬性，都服務於公共福祉。選擇從基金會入手，如同為未來的博物館事業進行了一場溫和的預演。基金會成立當年便受邀參加台北故宮七十周年院慶「群玉別藏」大展。正是這次展覽，讓震旦集團創辦人陳永泰的玉器收藏首次進入國際學術視野。次年，美國洛杉磯自然歷史博物館發來邀請，希望借展西漢金縷玉衣，參加「天石—中國古玉展」。此後，基金會與台北故宮再度合作、佛光山「佛教東傳兩千年」特展的獨立承辦⋯⋯一次次高規格展覽的歷練，讓團隊逐漸具備了策劃高端展覽的專業能力。

與此同時，研究的種子也在萌芽。學術團隊針對創辦人私人藏品展開系統研究，以「料、工、形、紋」的古器物學方法為指引。這些工作，既評估了未來辦館的可能性，也為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震旦博物館的初創團隊深知，必須為未來的博物館找到一條屬於自己的路。經過與文博專家的深入探討和反復思考，最終確立了以「推廣古器物學」為核心的博物館價值觀。這一選擇，決定了震旦博物館日後的發展方向。創辦人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：「市面上的博物館很多，但能夠建立起自身學術特色的則在少數。如果沒有確立推廣古器物學這一核心價值觀，就不會有震旦博物館的成立。」這一核心理念的確立，不僅指導著藏品的徵集方向，也決定了展覽的呈現方式，更成為日後教育活動的精神主線。

2002年，創辦人邀請台北故宮前副院長張臨生女士出任館長，參與博物館籌備。經過一年多的精心準備，2003年，台北震旦藝術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。博物館的藏品涵蓋陶瓷、玉器、佛教造像及畫像石多個門類，既有藝術價值極高的精品，也有獨具研究意義的參考品和標本。開館之初，博物館採取預約制，保證了特殊群體的參觀品質，也與本地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了良好關係。

館際合作也持續深化。2006年與台灣歷史博物館合作舉辦「歷代佛雕藝術之美」展，2007年出借北朝佛教造像參與韓國首爾大學「佛教雕塑特展」，2009年更是遠赴東洋，與日本西都原考古博物館合作「玉與王權」特展。此外，博物館還積極舉辦公益研習活動，以高校學生為主要對象，於暑期開設古器物學課程，將理論講授與實物觀摩相結合，讓年輕學子在親身體驗中感受中華文明的魅力。

台北震旦藝術博物館的成功運營，讓博物館團隊開始思考一個更大的問題：如何讓更多觀眾共享這些文化瑰寶？原有的館舍承載能力有限，擴建勢在必行。而擴建的方向，指向了海峽對岸的上海。

早在台北震旦藝術博物館成立之初，與大陸學術機構的合作就已經展開。2003年，震旦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共同成立「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」，旨在利用北京大學的專業平台，鼓勵更多學者從事古器物研究，並將研究成果社會化。這一合作的長遠意義，在十年之後得以顯現。2013年上海震旦博物館擴建開幕時，當年那些受過資助的年輕研究人員，多已成長為各學科的領軍人物與學術骨幹。這種長期經營的眼光，為震旦博物館學術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對於任何博物館而言，館舍選址都是一項複雜的工作。交通便利、觀展環境、文物保護條件，缺一不可。而對於非國有博物館來說，還要面對租金壓力和產權缺失的雙重困境。許多非國有博物館因無力承擔城市中心的租金，被迫選址偏遠郊區。即便勉強在市中心落腳，也常因建築產權不歸博物館所有，面臨頻繁搬遷的風險。每一次搬遷，不僅有著巨大的投入成本，更給藏品帶來不可預估的安全隱患。

震旦的幸運，源於創辦人多年前的遠見。上世紀90年代，隨著震旦集團進入大陸發展，創辦人預判上海城市發展的未來走向，於90年代末選定浦東陸家嘴地塊。最終，創辦人決定將上海震旦藝術博物館選址於陸家嘴富城路99號的震旦國際大樓內。為平衡博物館參觀與大樓租戶的關係，創辦人與團隊協商後決定，將大樓一樓大廳隔斷出1,500平方米作為博物館之用。這一安排，既保證了博物館獨立的參觀空間，又提升了大樓的文化氛圍，可謂一舉兩得。2005年，在藏品、學術研究、運營模式、館舍等條件均已具備的前提下，上海震旦藝術博物館正式成立。展出藏品以玉器為主，系統展示中國古代玉器的發展脈絡，並從古器物學角度探討玉器的材質、工藝、造型與紋飾。至此，創辦人在海峽兩岸創辦了兩家私人博物館，這在華人地區堪稱首創。

蛻變：從藝術館到博物館

上海震旦藝術博物館成立後，仍處於試水階段。博物館延續免費參觀政策，無需預約，觀眾僅需登記即可入館。依靠觀眾口碑相傳，日均參觀量已達百人。參觀群體中，有普通市民、收藏愛好者、學者專家，也有震旦集團的顧客。真正促使博物館升級的，是兩次重要的啟示。

2010年，世博會在上海召開。眾多國家和企業都希望借此盛會展示自身形象，最終經過多輪篩選，確定了18家企業館。這些企業多為大陸的龍頭企業，或是世界500強巨頭。是什麼讓震旦能夠躋身這一行列，成為世博會有史以來第一家獨立的台灣企業館？答案是「文化」。在各家企業展示高新技術的世博會競技場中，震旦獨樹一幟，從技術層面轉向精神領域的回歸。以「中華玉文化，城市新風格」為主題提案，順利通過審核。最終，震旦館與眾多知名企業並立展示，被評為觀眾最喜愛的企業館之一。這次經歷讓文化的力量得以突顯，也擴大了公眾對震旦所宣導的傳統文化回歸的認知，為日後博物館升級奠定了群眾基礎。

上海震旦藝術博物館自2005年成立以來一直免費運營。2008年，政府下發了《關於全國博物館、紀念館免費開放的通知》，將大陸博物館事業推向免費時代。對於長期免費的震旦藝術博物館而言，經過多年運營積累的人氣，加上世博會的宣傳效應，每日參觀人數逐漸增多，館內承載力開始面臨挑戰。是否應該順應免費潮流，還是逆流而行設立門票？經過討論和實際承載能力的論證，團隊傾向於收取適當門票，以保證參觀品質。
但習慣了免費的觀眾能否接受這一轉變，需要市場檢驗。2012年，上海震旦藝術博物館與寶格麗集團合作辦展。這是該展覽全球巡展的第四站，第三站在北京國家博物館舉辦，並收取門票。震旦團隊決定借此機會檢驗市場反應。展覽門票定價60元人民幣，入場後可同時觀看寶格麗特展和震旦常設展。展覽開幕後深受歡迎，節假日甚至出現排隊入場盛況。後續調查顯示，觀眾對門票表示在可承受範圍內，同時認為富有震旦特色的古器物展覽讓他們不虛此行。這次試點讓團隊確信：非國有博物館應該且必須收取相應門票，以保證健康、長久運營。至此，上海震旦藝術博物館升級的各項條件已然成熟。

2008年，創辦人與董事長乘郵輪參加地中海文物之旅，沿途參訪20餘家博物館，遂萌生將震旦博物館打造成國際級博物館的構想，決定邀請建築大師安藤忠雄。創辦人與董事長親赴大阪，雙方見面時，安藤直接展示了設計效果圖及建築模型，令人驚喜感動。震旦博物館成為安藤忠雄在中國大陸完成落地的首件作品。

2013年，經過全面擴建的上海震旦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。在這座六千餘平方米的空間中，安藤以其標誌性的極簡風格和光影運用，打造了一個讓觀眾在靜謐中與歷史對話的場域。沿著旋轉樓梯上行，每一步都能感受空間的開合與光影的舞蹈。安藤通過對幾何空間的純粹表達，將博物館塑造成一個「美學容器」。

擴建後的博物館以四大常設展為核心，從不同維度勾勒出古代社會的生活圖景與審美流變。12年間，博物館通過豐富的展覽和教育活動，構建起多元對話的中國古代文物展覽平台。學術研究持續深耕，目前總計出版論著23部，與北大、復旦等頂尖學府攜手合作，推廣古器物學研究。社會服務亦不遺餘力，迄今已累計接待觀眾超百萬，贏得各界廣泛讚譽和政府多項表彰。